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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罗宾去世:艺术家是否都是“忧郁的疯子”?

2014/8/14 10:26:13 来源:凤凰艺术

 所有杰出的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和政治家,哪怕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着忧郁气质,实际上有些还患有忧郁症。

  ——亚里士多德

  (图注1:丢勒《忧郁I》)

  

德国画家丢勒有一幅《忧郁I》。画中的天使郁郁寡欢地坐在墙角,左手托着脸颊,右手持着圆规,首如飞蓬,脸色青黑,似乎郁结着黑胆汁。他的周围散布着各种科学工具,例如天秤、沙漏、圆球、菱面体和一幅令人费解的四阶幻方。这些富有创造力的玩具,却再也提不起主人公的兴趣。旁边的守护神(genius)也撅起小嘴,一起陷入沉思。一只蝙蝠举起一条横幅,揭示出整幅画的主题——忧郁。

正如这幅画展现的一样,忧郁与创造力之间,似乎有着一层扑朔迷离的联系。历史上诸多才华横溢的创造者,仿佛受到某种诅咒,常常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如影随形。他们落落寡合,离群索居;他们忧郁、酗酒、滥用毒品。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以多愁善感的敏感神经为荣,自嘲为“忧郁的疯子”。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一群人,因为即便他们创造了无数的文明遗产,自己却始终处在痛苦的精神折磨中。如果列出“抑郁症”艺术家名单,它将非常非常长:

  (图注2: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俄罗斯作家,患有抑郁症,酗酒成性。

  (图注3:梵高自画像)

  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荷兰印象派画家,据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躁郁症。

  (图注4: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妻子和女儿相继离世后,马克·吐温一直被抑郁症折磨。

  (图注5:赫尔曼·黑塞)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著名的作家和画家,曾在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患有临床抑郁症。

  (图注6:艺术家帕布罗·毕加索)

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西班牙画家和雕刻家,患有临床抑郁症。那么,究竟是因艺术而抑郁,还是因抑郁而艺术?

抑郁与创造力的关系

早在1987年,爱荷华大学的南希·安德烈亚松(Nancy C. Andreason)就调查了30名创造性的作家和30名作为对照的普通人,发现80%的作家都经受过精神疾病,特别是双相情感障碍和重度抑郁的困扰,而只有30%的正常人有此经历。1995年,肯塔基大学的阿诺德·路德维格(Arnold M. Ludwig)发表了一项涵盖1004个人的生平资料的研究。这些人是20世纪的佼佼者,来自艺术、科学、政治,商业、军事等各个行业。统计发现,他们患有心理疾患的比例显著高于正常人,如酗酒、吸毒、抑郁、焦虑、自杀等等。仅抑郁症一项,就纠缠过50%的艺术家,46%的作曲家和47%的小说家。这一比例在诗人中高达77%。

  (图注7:埃德加·德加,《苦艾酒馆》,1876)

也有研究者从情境的角度探讨忧郁与创造的关系。哈佛大学莫杜配·阿基诺拉(Modupe Akinola)等人的一项研究,首先测量了参与者唾液样本中的脱氢表雄酮(DHEA)含量。这种由肾上腺分泌的甾体激素,在人体内含量越低,人就越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接着,参与者随机分为三组,做一个模拟面试的自我介绍,施测人员分别给予赞许、否定或不做评价,引发参与者的积极、消极或中性情绪。最后,参与者创作一幅艺术拼贴画,由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来评判其创造性。研究发现,被否定而引发消极情绪的参与者的作品,比积极情绪的更富有创造性。而且,他们之中体内DHEA含量越低,引发的负面情绪就更加强烈,表现的创造性也更高。

也有人不支持抑郁有助于创造力

但是,依然与这一观点针锋相对的相反声音:抑郁通常让人情绪低落,兴趣减弱,活动降低,这样的状态恐怕并不适合创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贾米森(Kay R. Jamison)就认为,是双相情感障碍,而不是单纯的抑郁,能够诱发高创造力(她本人也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她将包括梵高、拜伦在内的众多艺术家生平的情绪状态与他们的创作产量对比,发现当情绪转变时,例如从抑郁转为正常,或是从正常转入躁狂阶段,常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例如,德国作曲家舒曼在躁狂阶段写下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可在抑郁发作期间却沉寂无声。

2005年,雪城大学保尔·威尔哈根(Paul Verhaeghen)等人的一项研究,调查了99名大学生现在和过去一年的抑郁倾向、创造性的兴趣与行为,以及他们自我反思的倾向。数据显示,当下的抑郁倾向与创造性并无关联,这也从侧面支持了“积极情绪促进创造力”的观点。研究者认为,遭受抑郁困扰的个体更容易自我反省,再进一步促进创造力。也许正是他们对生活抽丝剥茧的思索,给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多素材和灵感。

  (图注8:G•F•瓦茨,《希望》,1886)

如何界定抑郁与创造力的关系依然存疑

如何看待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心理学家决定综合两方的证据。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卡斯滕·德勒(Carsten K. W. De Dreu)等人提出的“双通道模型”认为,消极和积极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方式不尽相同。当情绪激活到一定强度后,正面的情绪能让人活跃思维,开阔思路,提高信息的加工速度,从而引发更高的创造力;负面的情绪尽管会让思维的范围和灵活性受限,但可以提高思考的持久性,在任务上坚持更长时间。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雷纳德·弗里德曼(Ronald S. Friedman)等人则认为,不同情绪下,不同的任务设置引发的动机也不同。在娱乐而搞笑的任务中,积极情绪会使人感觉安全,促使人们寻找新奇的刺激,比消极情绪更能提升创造力;在严肃而重要的任务中,人们更关注问题的解决,消极情绪反而在增加创造性上更胜一筹(在实验中,他们甚至用Comic Sans MS和Arial的字体来强调任务情景的搞笑或严肃)。

此外,样本的选择,怎样定义创造力,怎样诱发情绪,都可能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就拿测量创造力来说,艺术与逻辑思考的创造力,实验室测量的和一生的创造力,能否画上等号,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似乎仍是一个未解的谜题。创作究竟是愁云密布中的一抹阳光,还是逸兴遄飞时的一次泉涌?抑郁究竟是艺术悲欣交集的馈赠,还是生活哭笑不得的诅咒?

编辑: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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