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人物丨太平绅士徐展堂

2014/8/27 17:38:28 来源:宝藏网

我和徐展堂先生认识显然是因为收藏。当年徐先生是藏界叱咤风云的大腕,出手很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还不知收藏乐趣之时,香港拍卖大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要的东西基本上没中国人插手的份。我那时年轻,人穷志短,只能站在拍卖场上作壁上观。一次在与日本人竞拍一件瓷器时,徐先生的坚定使价格扶摇直上,当最终价格突破千万而落槌时,满场掌声雷动,徐展堂先生因此获得“抗日英雄”的雅号;回顾这一幕,我仍不免激动,但徐先生已驾鹤西归。

徐先生年长我十四岁,我三十几岁时他已近五十岁了,初次见面时我还是明显感到年龄差的压力。尤其那时改革开放时间不久,国内与香港的差距明显,我去香港住宿吃饭都要算计,徐先生却已是富甲一方的富翁、国际知名的大收藏家了。他不知怎么听说的我,托荷里活道的古董商约我见一面,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春天上午,我被朋友领进了徐先生在香港公司的办公室,他一见我就笑逐颜开,令我在紧张中放松。

后面的事就是聊天,话题当然是中国文物。我是个能说的人,一遇知己就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那天很快就到午饭时分,徐先生告诉我已订好房间,设“便宴”招待我。那顿饭吃的什么我一丁点儿都回忆不起来,甚至连哪家餐厅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边走边说,上电梯,在嘈杂的餐厅大堂中穿越,沉浸在知音得觅相见恨晚的快乐之中。

徐先生的背景我是后来慢慢了解的。他告诉我他早年在广州高第街市场还买过清代的青花盘子。只一点让我新奇。逛地摊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这等平民的乐趣,谁知徐先生这样的富翁也在地摊捡漏。每个人的收藏无论起点高低,逛地摊都是个说不清楚的乐趣。其实人生多数时间是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不是人生一个好的态度。

态度往往能决定人生的取舍,取舍又能决定人生的走向。按说一个人成为富翁后很容易先晕一下子,多数人借此就晕下去,晕一辈子,可聪明人会很快从晕劲儿清醒过来,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财富是个什么东西。

用上千万元买一件心爱的东西,这东西只能看不能用,惟文物而已。二十多年前,国内还是百废待兴,谁手头有点儿文物都急于变成现钱,香港的状况虽好点儿也好不到哪儿去。整个荷里活道家家户户都是古董店,都是从大陆淘换过来价值不菲的文物。那时的藏家个个都是大爷,店家们都眼巴巴等待他们光临开张。

徐先生是荷里活道的常客,工作闲暇以逛古董店为乐。不喜欢收藏的人不知逛古董店之乐能有多乐;没逛过那时的荷里活道不知那时的古董店有多嚣张;用目不暇给,琳琅满目描述当时香港古董店的盛况只有不足,决不可能溢美。但客人大都来自于欧美日本,亚洲的买家象样的没几人。在收藏界有个难解之谜至今无解,就是欧美日本一流富翁无一例外的都收藏,亚洲华人一流富翁无一例外都不收藏。徐先生自己说,他算不上一流富翁,因而收藏。我清楚地记着他对我说这话时的语气,所有的内容尽在不言中。

用几个亿的资金建立一份收藏,又把这份收藏向公众公开,表明徐先生的人生态度。徐展堂艺术馆的成立在世界收藏界算是大事,展品之精不仅显示了财力,还显示了主人的眼光。以专业论,徐先生算不上文物专家,但其收藏的专业地位毋庸置疑,这缘于他商界炼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那一段时间,资讯没今天发达,涌入香港的文物良莠不齐,鱼目混珠,鉴别对其收藏是一道关卡。

对没有文物专业技能的人来说,依然有办法鉴定。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完全彻底地讲清楚了一个道理。徐先生的判断只需对人,不需对物。他一旦遇到他认为好的藏品,他定会招各路神仙帮他断案。他把博物馆的专家、古董店的老板、江湖上的高手,都召至麾下,好吃好喝好待遇,为的是兼听。

以耳代眼是鉴定另一境界,化被动为主动。人在江湖漂,谁都有软肋,谁也不可能刀枪不入。尤其在风险极高的古董界,古董不能开口说话,没有真假,只有新旧;今天很多的真都是历史上的假,宋朝仿汉,明朝仿宋,清朝仿明,国人的今天与历史的思路差距不大,凭的是眼力,玩的是心跳。

我记得在徐先生的办公室内他请我看一件乾隆官窑。据他说争议很大,让他困惑。他告诉我有个德高望重的老专家看过,吭吭唧唧地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他说,他不喜欢这种态度,真假先不论,人生不能是一团糨糊。听他这番话,我显然不能再是“糨糊”,我看过后明确表态,这件瓷器是乾隆官窑,而且是精品。我说出我的判断一二三四五,徐先生当时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知道这是他的鼓励,也是他不能自已的心情。

往事如烟,断断续续。许多自以为记得很清楚的情节猛得一想却不敢肯定。对人生最无情的就是时间,一分一秒地积累,一分一秒地流逝,最终画上句号。我没机会与徐先生聊过这些,我觉得这类话题都应是年长者与年轻者聊,带着醒世恒言的意味。徐先生可能以为我们算是同龄人,虽有十几年的年龄差,相同爱好可以将其抹平。而在我看来,隔着一个文化大革命,隔着一个一国两制,我怎么与他也算两代人,中间有一道鸿沟,难以逾越。

他那年亲自带我参观他的艺术馆,在香港老中国银行的顶层。在这样一个文化空间背景下,我是脚走得慢,心跳得快。我是一个遇事极冷静的人,但一见文物就激情万丈,不知前世从哪修来的德行。这些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因为什么,我形容自己早年对待拥有文物的感受是无法见诸文字的,永远在临界状态,一触即发,喷涌而出而无限欣慰。

我和徐展堂先生说过这些,他哈哈大笑,点头称是,他说钱在这个面前永远是渺小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神奇的感受,到底是文人会描述。

那些年,我年轻,徐先生年壮,大家常有机会见面。后来,他入政界,工作忙了,我也为博物馆奔波,琐事缠身。大家虽各忙各的,但我常常能想起他,有时候查资料翻书还能看见徐先生送我书时写下的豁达字迹。他突然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常想起我,心中的感伤多是后悔,未能寻机多几次面叙。这让我知道人生不一定凡事永远有机会。

我不能确定和徐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能确定是在他北京的家中。那是一座四合院,离长安街很近,走进房间假山流水,绿植鲜花,与喧嚣城市立刻隔绝,一副世外桃源的境界。徐先生设家宴款待我,没外人,能好好说话。与一个年长而又德高望重的人随意聊天,应该算是人生难得的享受。共同的爱好使人生话题变得具体,传统文化又是一根强有力的纽带,没参加我们的聊天也能感受长幼之间的融洽。

记住一个人的方式很多,角度也可能不同。徐展堂先生流芳千古一定因为他挚爱的收藏。在世界各地——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香港、上海、南京等等,都有他出巨资建立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展馆。一个从小贫穷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面前如此虔诚,对中国文物如此一往情深,只有与他深夜长聊过的人能够强烈感知。那一夜,是我们两个人人生中的很普通的一夜,清茶香气袅袅,假山流水潺潺,说的什么我已记不太清,可以记清的是徐展堂先生爽朗的大笑和手扶眼镜拭泪的神态,还有桌上那几件看着我们的文物。
 

编辑: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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