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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 当代国学泰斗饶宗颐今日凌晨去世 曾寄语中华文化之学:求真 求是 求正

2018/2/7 0 来源:宝藏网

当代国学泰斗饶宗颐于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生于1917年,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原籍广东潮安。幼承家学的饶宗颐,研究范围广博。2011 年,被推举为第七任西泠印社社长。他曾说:“做学问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这样”。

饶宗颐先生生前最后一幅书法作品

饶宗颐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家。学术方面,他是国际公认的一代巨匠,港台学人视其为第一流国学大师、南派文化宗师。钱钟书曾评价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金庸说过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季羡林和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学贯中西,博涉古今,通晓多种语言,无论甲骨文、简帛学、敦煌学、佛学、道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乃及印度梵学、西亚史诗、艺术史、音乐、词学、书画及理论,学无不涉,涉无不精。

1996年8月,在潮州市举行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法、日、荷兰、新加坡及港、澳、台等地近百名学者出席了会议,确立了“饶学”的称谓,奠定了饶宗颐先生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他一生著作与论文颇多,影响深远。

饶宗颐 铸古今异字 书法 纸本 34×138cm 1990年 中国美术馆藏

作为一个国际著名学者,半个世纪里饶宗颐踏遍五洲。他历任香港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法国远东学院院士等职。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2012年6月29日,饶宗颐首次以社长身份亲莅孤山社址时书写的《播芳六合》

 “东学西渐”,是先生一贯的主张。2012年,饶宗颐先生造访孤山西泠印社时,曾在西泠印社柏堂题字——“播芳六合”。他解释,“六合”是为天地,就是世界,西泠印社的精神,就像花儿的芬芳一样,散播到世界各地。“西泠近几任的社长,都不是刻印的。虽然叫印社,但应该有世界性的视野,扩大影响” ,他希望西泠印社能不仅仅限于刻印,而是经过开拓与努力,提升到学术层面,让全世界都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

饶宗颐  敦煌觀音 1980年代

饶宗颐先生还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艺术家,他精通音律、雅擅丹青,诗、书、琴、画均卓有成就,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2017年11月18日,中国美术馆“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开幕现场

饶宗颐先生的学术、艺术人生和杰出成就,尽得中国文化之精髓,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当代可能达到的最高点。

 

求真 求是 求正——寄语中华文化之学

 

饶宗颐   

推广国学,不能偏颇,不应哗众取宠;讲国学,不能只讲思想,经史子集四部未可偏废。同时,国学作为一门学科,长远考虑也许叫华学更佳,华学者,中华文化之学也。

我国需要新经学,我的新经学指的是对中华文化中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提倡,我们应该议定一批涵盖儒释道三家的经典著作,以及涵盖四部甚至各兄弟民族的经典。

关于研究方法,我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发展为五重证据法,只有老老实实经过这些貌似枯燥的程式性工作,得出来的理和论才会有价值。把经典古籍束之高阁,不用踏实的研究方法,奢谈义理,岂是治国学之道。

最近有年轻朋友,不嫌我老朽,一定要我讲几段我自己的学术思想。我一向觉得自己渺小,学问亦不专精,可谓“无家可归”,现在的这些礼遇,实在愧不敢当。终因未能推辞,只好拉扯略谈两三点,命门人郑君炜明代为整理成文,以表达一下愚见,岂敢以为必是?

有客问有关近年国学的热潮好不好这一问题。我说当然好,提倡国学或多或少会带起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风气,那么大家就必须读几本书,这当然好,起码比不读书好。我一向提倡的理想是全民多读书,多学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我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民读书越多,越对世界各种文明有兴趣,越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准确的认识,有理性的自信心,这个国家就会越加富强,这个民族就会更加优秀,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复兴。

现在国学潮流的问题是人为的问题,我简单提两点意见。一、部分传播国学的人本身的问题,以偏概全,明明只懂一点易学,却把易学无限扩大成国学的代名词;又或只懂一点宋明理学,就把理学放大至俨然已成国学的全部,这样下去很不妥。推广国学,不能偏颇,不应哗众取宠。二、讲国学,不能只讲思想。经史子集四部未可偏废。我从学生提供给我看的资料中,发现现在不少讲国学的朋友,实际只偏重古代某一小部分的思想而已,而且还不是按严谨的思想史来讲,颇有些随心所欲,游谈无根,按一己主观意思无限发挥,殊不笃实。

我个人对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有一点提议,咱们不能垄断这个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我们在中国可以自称为国学,但长远考虑也许叫华学更佳。华学者,中华文化之学也。中华文化早已全球化了,宋以后开始中华民族移居海外的人极多,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华侨。请问要研究华侨史、华侨文化的话,算是外国史还是中国史?可以纳入国学范畴吗?华学的话就没有疑义了。这个观点,我上世纪90年代初已见诸文字,也不是我首创的。

关于新经学,我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演讲时已提出,当时老朋友季老(季羡林)还在,一起交流得很好。该文也早在上世纪初就发表过了,大家可去找来一读,便知我本就并无任何迎合潮流的动机。当时文章中已说到我国需要新经学,这与期待中的文艺复兴息息相关。我的新经学其实内涵更近于中国的古典学这一概念,指的是对中华文化中的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提倡。我更建议我们应该议定一批涵盖儒释道三家的经典著作,所以道家的《老子》是经典,释家的《坛经》当然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同时新经学中的经典范围,更应该是涵盖四部,文史哲艺不分家;现在想来,甚至还可以扩大至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如可考虑把一些兄弟民族的经典列为中华民族的经典之一,也可酌量兼顾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经典。这个工作是我国迎接真正的文艺复兴所必须认真做而且必须做好的。对此,我有非常固执的愿望和期待。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经典,由学术界议定,然后重点研究和提倡推广这些经典,从而重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当代经世大业。

最后略谈研究方法。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大意指以传世材料结合地下出土材料,以考证上古史实。我从1982年起,即已提出三重证据法,特将王先生二重中的地下出土材料分成甲骨和不带刻文的文物两种。后更吸收了杨向奎先生和门人郑君炜明的意见,发展成五重证据法。简单说是分为甲:直接证据1.实物(考古学资料);2.出土文献中带刻文的如甲骨、金文、简帛文献、碑记文献材料等等;3.传世文献,如历代经典材料等等;乙:间接证据4.民族学、人类学资料;5.异邦同期应予以比较的古史资料。最初我只以此方法研究夏代或我国上古史地,现在想来,或可扩充至研究文史各领域。至于上面提及的传统国学研究方法,其实是大多数当代国学者现都忽略了的乾嘉朴学方法。我国在学术史上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持之以恒的国学研究方法:辨伪、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训诂(文字、音韵)、考据、笺释等学。这些传统小学的研究方法,我看非常科学合乎学术原理,绝不可丢弃,只有老老实实经过这些貌似枯燥的程式性工作,得出来的理和论,才会让人感到踏实,才会有真正价值,才会有说服力。现在太多说法,其实形同虚设;把经典古籍束之高阁,不用踏实的研究方法,只顾一知半解地奢谈义理,无限自由发挥,岂是治国学之道?

好了,讲了很多了。这是个提倡务实的好时代,国学也好,华学也好,生逢其时,真正是有机遇也有挑战,成败都在我们如何处理。我老了,已无能为力了,但还是顽固地坚持不能放弃传统而较踏实的研究方法。看似很不时麾,但做学问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这样。时麾,会过时的。

编辑: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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