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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艺考1977 | 龙翔:望学生们“听从你心,学有所致”

2018/3/1 0 来源:宝藏微信

 

 

在2018年开年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中,“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的台词激励了无数观众。虽然龙翔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这位国内外著名的雕塑家谈起对年轻学子的寄语,第一句话就是“选择自己真心热爱的,选择自己想用一生去付出追求的”。

 

作为恢复高考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首届雕塑系学生,他是如何挤过千军万马,成为当年浙美西南地区唯一录取的考生?川美“艺二代”的他为什么要坚定来杭州求学?没有手机、没有高铁的时代,背着铺盖卷的写生经历又是怎样的?

 

 

龙翔,1959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赴法国研修和交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学科带头人。历任雕塑系主任,现任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书记、副院长,主要从事雕塑艺术教育、创作和雕塑材料视觉的研究。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建设部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宝藏 x 龙翔

 
 
 

 

 

龙翔是典型的“艺二代”,家庭艺术氛围浓厚。当艺考的机会来临时,当时身为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的父亲并没有强制留他在身边,而是一直鼓励他“要走出去,中国最好的雕塑系就在浙江美术学院,你一定要去杭州。”

 

 

1981年,龙翔与大人体泥塑习作(后为曾成钢)

 

宝藏:艺考前您在哪里?当年是如何备考的?

 

龙翔:那是1977年10月,我国刚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个月后就在全国进行考试。1977年我没有参加艺考,一是没做好准备,二是因为1977年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以下简称“浙美”)雕塑系还没恢复招生,所以我报名参加考试是1978年的事了。

 

艺考前夕,我还是四川省威远县镇西区桐胜人民公社雪花大队第四生产队里的插队知青。那地方非常偏僻,我前几年重访故地,那儿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道路倒是通了,但只能通到过去的公社,生产队的一段路还是要靠步行才能到达。

 

那里就是山区,和生产队的社员一样,我每天一大早就要去坡上劳动,等夜幕降临后就开始挑灯复习。若是遇到"小春""大春"时节,那个累没法形容。我插队的地方,既无通讯更无电,晚上看书用的都是煤油灯,若要与家里通讯或接收邮来的学习资料,均要步行20多里路到镇上的小邮局办理。我就是这样一边“修地球”,一边备考的。

 

1980年,龙翔与大胸像泥塑创作

 

宝藏:考取浙江美术学院是当时的理想吗?

 

龙翔:那是绝对的理想。我的家人就是四川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川美”)的。我父亲是老川美的雕塑系主任,母亲也是雕塑系的教授。我从小就受到家人的熏陶,所以当时铁定了心要考进浙美雕塑系。

 

我是一直跟着父母在雕塑棚里长大的。读小学那会儿,全国各地都在制作毛主席像、《收租院》以及其它红色题材雕塑。父母在那段时间走南闯北,于是当时的我只能不停地转学,所以有关小学同学的记忆我几乎是模糊的。

 

我们是作为川美的家属子弟,集体下放插队到桐胜人民公社的,而后再分配到各大队和生产队。恢复高考的消息对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讲非常具有吸引力,这就像一声春雷,唤醒了许多人尘封已久的“大学梦”。那时候全民都在备考,虽然各个大学都恢复了高考,但招生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竞争非常激烈。无数人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积压了十年的考生,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所以那时候的高考往往会出现一个很诙谐的现象,就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和他爹他娘都窝在一个班里面(笑)。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四川县城到重庆,19岁的龙翔居然是坐在绿皮火车顶上去考试的。就是这趟特殊的考试经历,让他成为当年浙美西南片区唯一的雕塑系新生。在最后两位候选人竞争中,龙翔的素描能力略弱于对方,但泥塑能力很强,并且年龄比较小。大学二年级回家时,川美家属大院的小伙伴们对浙美的仰望,让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

 

 

大胸像创作课程(左起:龙翔、曹星源、于小平、王安江、杨奇瑞)

 

宝藏:除了浙江美术学院外,您还参加过其他艺术学院的考试么?为什么会选择考浙江美术学院?

 

龙翔:我没有参加过别的艺术学院的考试,一门心思就是要考上浙美。其实川美也不错,以我当时的水平可以轻而易举考进川美,再加上我的家也在那里。但我父亲说了,你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因为浙江美术学院才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教育的摇篮。

 

父亲的恩师都是浙美毕业的,所以他对浙美有种特殊的情感。父亲对我讲,要学习雕塑专业,我必须要成为全方位的人才。专业固然重要,更要知道中国雕塑艺术教育的源起在哪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了解到中国雕塑艺术由西到中后是如何演变的。在浙江美术学院的平台里,我可以更好地选择未来的艺术研究方向,以及更为准确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1978年,与班主任在上海戏剧学院合影(左起:李秀勤、杨奇瑞、曹星源、曹恒、汤守仁老师、曾成钢、龙翔、王安江、王黎明、于小平)

 

宝藏:谈谈您艺考时的记忆,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或事?或者您有没有担心过如果没有考取浙江美术学院该怎么办?

 

龙翔:当然有过这样的顾虑。我是1978年春季考试、秋季入学的。当时考试是浙江美术学院到四川美术学院来设置考点,具体有多少人去考雕塑系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中当时的考试现场乌压压的有一大片人。我是考完后才知道,当年浙美给整个西南片区雕塑专业只设置了1个名额!

 

那时候的考试比现在要复杂得多。前一阶段是按照恢复高考后大学的统一试卷参加文化课考试,文化课考完后再进行专业考试,内容包含素描、速写、色彩、泥塑、现场写生等,那相当于现在中国美术学院本科二三年级的考试了。

 

浙美的监考老师就在现场看我们写生。初选在考试时就开始了,当时只有两人入选,我是其中之一,但只有一个录取名额,在场的老师拿不定主意。他们把我们两人的雕塑作品和模特的形象分别拍成照片,然后把资料带回浙美,请时任雕塑系主任王卓予先生、副主任钟兆鼐先生以及其他老师再进行评判。

 

1978年,浙江美术学院78级雕塑生与汤守仁老师合影(后排右二为龙翔)

 

要说当年印象最深的人,那就是两位从浙美来的监考老师。后来我到了浙美才知道,他们其中一位是当时浙美的副院长王德威,还有一位是浙美工艺系的系主任薛步青。第一次接触大牌院校的老师,我发现他们不仅风度翩翩,还平易近人,看到他们后我心里就有一种“这个学校我非考不可”的强烈渴望。尽管我从没去过杭州,更没亲眼见过浙美,但他们告诉我,我们的学校就在西湖边上。当时我对西湖的唯一印象来自一张豆腐干大小的黑白照片,就这样一瞥,就觉得它非常美了。我还知道浙美早在1928年时就建立了,能去历史那么悠久的学校上学是什么概念?虽然50年代建立的川美环境也不错,但浙美一定会更漂亮......当时的我陶醉在现实与想象中,这一切真是太诱人了。

 

宝藏:还记得当年艺考的题目是什么吗?

 

龙翔:我记得当年有两道创作题让我们任选。其中一道命题印象不深了,内容大致是要表现城市里的互帮互助,另一道命题叫“开垦”。当时我看到“开垦”两字就知道,出题的老师非常照顾我们,因为参加考试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是知青。下乡的生活,就是农闲时要兴修水利、开山劈石修渠道,当年的红旗渠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些都是开垦出来的。知青生活让我脑子里随便想个造型都和开垦有关系,至于深度有没有,这另当别论。我当时创作了一张四开纸的素描稿,内容是一个赤着上身的青壮年抡着大锤在开山。

 

1978年,浙江美术学院入学考试现场。龙翔正在进行泥塑、素描、写生考试。

 

接着就是速写考试,一名模特在室内走来走去,我们得快速将他的形象勾勒在纸上。然后继续色彩考试和泥塑考试。泥塑考试让一个老大爷做模特,我们得在四小时内把他的面部形象塑造出来。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塑形的时候,当时有老师把现场的照片拍下来了。这些照片还是后来我到了浙美雕塑系做老师后查档案时无意中发现的,也算是个惊喜。

 

宝藏:您当年只有十九岁,还是一个青少年,也是带着好奇的眼光看世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龙翔:见过外挂在火车外的印度人么?当年的艺考,从威远到重庆差不多300多公里路,我就是和印度人一样坐在绿皮火车的顶上去参加考试的。当时太穷,一群知青都没钱买车票,只能逃票,在车厢里会被列车员查到,只好一伙人爬到火车顶上去。考完后就一身轻松了,好不容易回趟城里,知青们就聚在一起,谈谈理想,再谈谈考试的感受,预估一下自己考试的情况......

 

1979年,在江苏下厂实习时与带队老师合影(左起:曹星源、龙翔、韦天瑜、杨奇瑞、于小平、曾成钢、曹恒、王安江、徐凯、许淑阳老师、王黎明、潘锡柔老师)

 

因为那时候一起去考试的小伙伴全是川美的家属子女,所以记得当年至少有一半都入选了。印象中很多同学考到了四川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则是一个人考到了浙江美术学院。第二年回家过年时大家再聚,我才慢慢感受到他们对浙美的仰望——在他们的心目中,浙美是公认的最难考、同时也是最好的学校,我很荣幸我考上了,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

 

1979年在宜兴美陶厂实习,雕塑系部分同学合影(第一排左一为龙翔)

 

在前面的采访中我说到,当时与我一起进入初选的还有一个考生,他的名字叫余志强,时隔很久后我才知道,当年我为什么会获胜。当年的评选老师说,从素描上来看,他的功底比我强,但我的泥塑造型能力在他之上。我们两人其实在专业上水平相当,最后我更胜一筹的原因是,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雕塑系觉得年龄小一些可塑性会更强,未来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大,所以思虑再三后把我留下了......后来,1980年时就恢复研究生考试了,我的“对手”余志强考取了川美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我父亲退休后,他就接班做了川美的雕塑系主任。

 

 

四十年过去了,龙翔早已从当年那个四川少年成为国内外著名的雕塑家。有时他会问起现在的孩子们为什么要考美院,当听到类似“爸爸妈妈说这里很好”的回答时,他不免有一丝担忧......对于现在年轻的考生们,他更希望他们能忠于自己的内心。

 

 

宝藏:每年都有新生入学,随着时代的变化,年轻人的特点是否也在发生改变?

 

龙翔:那变化肯定很大,而且有些变化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能理解。

 

最大的变化应该是现在的年轻人知识面要广得多。现在资讯发达,从现象上来看,他们的资讯与我们那代人的资讯是同步的;但从事物的评判与认知上,那我们可能比他们的认知要深。这和阅历与历年的综合知识积累都有关联。

 

知识的扁平型和同步性,是今天最大的特点,但同时也带来了知识的肤浅化。资讯膨胀性对人们的灌输,很难让人静下心来对某件事进行深究,全都流于表面。这就是“广而浅”和“精而深”的区别,毕竟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事物的关注度,早就形成了特殊的过滤方式和选择方向,而今天的年轻人兴趣非常广泛,他们的思维是跳跃性的,今天兴趣点是这个,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但对我们来讲,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是深究,尽管我们也很希望像年轻人那样什么都能去碰一下,但精力有限,就不得不割爱并做出选择。

 

1980年与班主任合影(左起:班主任达榴生老师、杨奇瑞、于小平、王安江、徐凯、龙翔)

 

把现在的学生与当年的我们做个比较,打个比方,今天的下乡采风基本上就是一个“跟团游”的概念,谈深入生活根本就谈不上。基本就是整队人员包给旅行社,然后安排好旅游大巴接送,到达目的地后马上先入住旅店,这如何体验生活嘛。

 

我们过去下乡那是要打好背包,带上铺盖卷,衣食住行都得随身携带。到了目的地后,每个人会分到一个社员家中,然后自己把地铺和被子都整理好。如果是去小城镇,我们就住在当地的文化馆或学校里。要是在学校留宿,我们要更早起床,把被褥全部打包放到教室边上,因为教室早上要上课用,我们是用学生的课桌拼起来当床的。

 

1980年,前往葛洲坝工地体验生活途中(左起:龙翔、杨奇瑞、达榴生老师)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年我们去葛洲坝采风体验生活,当时的葛洲坝还在建设,五月份的天气还有点冷,我们学生和老师一起去工人的工房里一溜串地打地铺,与他们同吃同住。我们太受欢迎了,因为我们是去现场为工人做泥塑,他们听说是浙美来的学生,都觉得不得了!尽管环境很艰苦,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才认识到工人是如何生活的,大家都体验到了人生的坎坷,经历过才知道如何更珍惜生活。这种生活现在的学生们能体验到么?不会有的。

 

1980年在葛洲坝工地体验生活时与年轻工人合影(左一为龙翔)

 

过去我们去看古代石窟造像,心里激动得不行,一直拉着老师问这问那,连中午吃饭都觉得是种浪费,随便买点面包就坐在石窟前不停地找各种角度开始写生,在绘画的过程中去感受古人的造诣。而现在有不少学生拿起相机或手机对着造像拍照就是“到此一游”了,等到要交作业时就回宿舍闭门造车,把照片翻出来开始画,交卷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现场写生的。

 

我们一直在强调“田园调查”,田园调查是与现场的环境,乃至现场的气候都有关联的,深入其中你才能感受到当时开凿这些石窟造像时,工匠们是在一个怎样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要雕琢出这样好的造像,你想想那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而现在的学生拍了照片后,在暖窝窝里画画,如果问他们造像与造像之间有什么区别,或者石窟与石窟之间又有什么区别,他是说不出来的。

 

1981年,龙翔在街头色彩写生 

 

宝藏:有什么可以和刚参加艺考的学子们分享的故事,或是寄语?

 

龙翔:重要的是选择自己真心热爱的,选择自己想用一生去付出追求的,而不是仅仅为了改变一种环境而去做出不必要的调整。我曾经问过一些孩子们为什么要考美院,有很大一部分人回答“是爸爸妈妈要我考的”,而从小立志做艺术家,纯粹为了艺术而来的非常少。

 

这可能和中国美术学院扩大招生规模后有一些关联。恢复高考那几年,浙美最大的一个班也就10个人左右,通常都是5-7个人。那是一个“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年代,要在多少万人里面选择这几个人,只有立志要献身艺术的,才敢来走这独木桥!

 

1981年,雕塑系部分同学在西部考察路上(霍去病墓)

 

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一个系一招就是30个名额。在这30个学生里面,我们每年也在观察,估摸最终会以艺术作为终生追求的,可能也就5-6个人,而其他大部分学生只是来中国美术学院镀个金。他们在学院的这段学习,在某个时刻会为他的未来人生道路加持一些分数,但他毕业后是否会从事艺术创作方面的工作,那就不一定了。

 

我们那个时代非常强调“学有所致”,学什么以后就要做什么。当年的浙美雕塑系是两年考试一次,隔年招生,除了我们78届的学生稍微多一点招了11个人(因为是十年积累下来的),后面都是每两年招5-6人,相当于一年只有2-3个名额,所以我说那时候是精英教育。当年雕塑系的同学们在走向社会后都没有转行,一直在从事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迄今为止,教育界、包括整个社会上都在说,当年77、78届学子,的的确确是这个国家的栋梁。这个时期的学生当年都吃过苦,都经历了“春夏秋冬”,知道国家、民众需要什么,也清楚自己的责任与担当,所以有较强的使命感与艺术理想。

 

1982年,春游路上(左起:杨奇瑞、王安江、龙翔、曹恒、于小平、曾成钢) 

 

现在我的感觉是,至少在本科阶段,好像只是做个素质教育。家长让孩子干什么,学什么,孩子就去照做,他的个人选择与个人对事情的理解都没有跟上。在孩子进入大学后,开始慢慢成熟懂事,也许才会发现,其实这不是他内心真正想选择的,但迫于学习的规律和管理,也只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等熬到毕业走向社会后再做第二次选择。这样来说,其实前期的教育,至少在我来看,功效会打折一半。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产业细分之后,可选择的工作更多了,各种不同的诱惑也就大了,所以毕业走向社会后,学生做第二次选择是非常自然的。但我依然认为教育要恰到好处用到刀刃上的话,那就应该是“学有所致”,要做到这点,可能在初高中的艺术教育与艺考这个环节上得有所改革,就是允许年轻人有多次的选择,这样才不至于我们的教育资源在这个环节上被浪费。

 

2月24日,中国美术学院2018年本科招生考试拉开帷幕。龙翔(上排左五)与同事们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四川考点)合影

龙翔(左四)与同事们在四川考点进行现场确认工作

直到定稿时,笔者得知龙翔正带领着中国美术学院的招生队伍忙碌在四川考点,延续着40年前浙美人为国家、为学院选拔人才的那一幕......

 

 

 

编辑: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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