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文人画前世今生

2014/10/14

中国画是否就是水墨画。这是可以写一本书的好题目。然而在此,仅仅是顾名思义的话,则无论两者所指是否完全是同一事物,至少那个指法与指的角度有着 明显的不同。所谓水墨,自然是以工具技法论,与油画的命名虽然有大小类别之异,却不失异曲同工之妙。而中国画,表面上虽是以国名命,那内底里却是人文精神 大于政治意味的,以此下分工匠画、院体画及文人画,才真正是顺理成章。而最体上意的文人画,就这一方面来说,无疑是中国画的精髓——谁知道呢,也许什么都 不是。头脑复杂些的文人,可不仅仅看一面之辞而妄下定论。

先有文人而后有文人画,这是一个过于简单以致容易忘记的逻辑。事实是,文人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珍稀的种群。如果说,老子的思想大大超过它的文化 性而更像哲人,孔丘终日里乘着破车哼哼唧唧的周游列国无暇亲自作文。那么至少,从屈原起,我们已经有了汇集古往今来一切文人之特性于一体的中国经典文人。 可是,即使是这样绝对酸性文采不凡又颇具服装设计潜力的标准文人,“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也不是没 有机会接触优秀的造型艺术,看到图画却只是想起赋辞,嗷啕两句老天不公。在这里,文人离文人画还远着呢。

汉代穷极无聊的士人,喝酒,吃五石散,扣虱而谈,实在憋不劳了,宁愿作几篇大赋,也不怎么肯来学画。这样的情形,其实于艺术本身的魅力是没有多大关 系的。张衡、蔡邕皆有画名,可是“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连皇后银子都敢收的司马相如也被视为“俳优博弈”。赋犹如此,画何以堪,那就更加是等而下之又 下之,奴隶匠人的份内事了。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下,汉代文人(而汉之文人尤其西汉文人又有多少不是士人)之作画,即使有,也无非是西门庆倒吊潘六儿,只 宜自家后花园偶一为之。

魏晋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行文柔软,闻者泪落。尽管也许就只是“迷惘的一代”,因为岁月的久 远而产生神秘感。司马家之大倡礼乐教化(不如此何以行尧舜之禅让),仿佛半夜三更跑到长生殿发誓,很难不被视为隔壁阿二不曾偷式的心虚。所以“非汤武而薄 周孔”,乱世之下,礼崩乐坏,大致是没错的。是如此黑暗的年代,能活着已经是最伟大的事情,谁也没有多少精力依徇已崩的礼教去批判生活的小情小趣。于是失 去了“士”的士人开始体味“人”,政治上的低气压反而为文艺打开了别一番洞天。寂寞的文人既不能兼济天下,纷纷跑到竹林里独身其身起来。“依依墟里烟”固 然天真处胜“大漠孤烟直”三分,绘画也不是完全没有分到一杯羹。谢赫说“六法”王微著《叙画》,文人虽还不十分情愿嫁给画,文人画的精神却先一步有了。顾 恺之无疑是个奇迹,可是顾恺之这个名号的千古流传却不是完全没有必然性,“自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时代的宽容由此而现。

专栏丨李璐均:文人画前世今生_图1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谈到文人画,很难忽略掉王维。被一定程度上认为是文人画的始作俑者,恐怕还是由于苏轼那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影响。可是无论如何,一个标准文人(士 人),也会画画,并且画的清新平淡有异于画工处,百年后更得到了亘古第一文人的赞誉,则这个衔头,即使不够精准,至少也不比认炎帝作医药发明者更牵强—— 历史本来就不是一个善于精准的东西。

然而,在寂寞的夜,一个人陪着影子,想起“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游丝一缕,渐渐泫然。这个时候,一切都可以原谅了。文化的事,原也不必尽论迟 早,影响力亦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因素。什么是事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认为并且以之为基准的,永远只能是我们认为的事实,即公认的或曰已知并为主流判定为事 实的现象。基于这一点,扶不扶持摩诘为文人画第一人,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关键还在于,在这个非常主观的点的表现之下,正是扑面的一整个时代的事实。显见 的就是,文人在唐代,与画有着徇魏晋之趋势而渐进的接触。

李氏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根底的高门大姓。晚唐的贵妇服侍以低胸通透著称,武则天也不是陷君王于聚麀的第一只母鹿。行动处透着小地主实惠论的李氏王朝, 对宗族门第不那么看重,对技艺能力有着最基本的尊重,也是意料之内的事情。所以画工在唐代,虽然在观念理论上仍未脱为人所役,实际的生活却改善了许多。院 体之兴盛以外,士人对绘画的看法更为宽容。当作为一个与才气有关的爱好(而不是职业)时,绘画艺术在文人界中有了不登庙堂但更为正面的意义。

五代十国并宋,都有几个兼职画画的皇帝。上人之爱好,对于绘画的影响,既有立竿见影的,也有潜移默化的。所以宋代虽是礼教严于大防之极至,绘画却一路走宽了去。当然,封建之盛期的礼教,无论如何不同于奴隶之遗风的礼教,时代之不可逆转,这也是必然。

文人画真正兴盛在元朝。这于元代社会的百业凋零形成鲜明的对比。七匠八娼九儒,文人(职业)跌落到了前所未有的谷底。可是,儒生的悲哀,未必就是文化的绝望。宋朝儒术崇高到乱尊的境地,换一个纠枉过正的环境,虽然残酷,不是不必要,这是历史的成全。

盛世给我们美,而乱世给我们发现美的眼睛。恰是因为生活在动荡、压抑、恐怖的气压下,四书五经不再是可靠的晋身之路。元代文人在民族的大悲痛与个人的小悲欢之下,“聊写胸中逸气”,俗化了曲子词之外,也雅就了文人画。

然而,文人画的兴盛之期,决不是中国画的兴盛之期。画院之既废,院体自然无从谈起;工匠虽胜儒,没有了上层社会的欣赏,也就只好拉着院体画的残痕更 努力的讨大众之欢心(明清世俗画其来有自)。而另一方面,院体画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工匠画在艺术性上完全没有与文人画对抗的能力,则相形之下,文人画的兴 盛,也就更为卓著。所以文人画在元代,除却客观上的高度发展,也不缺乏主观上的然而不然。

游牧民族没有种桑养蚕的传统,对丝绸的欣赏也颇为勉强。当权者如此,元代的丝绸业难以发展,物以稀为贵之下,丝绢成为及其难得的奢侈品。而画家既失 去了皇室的赞助,文人也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绘画要想一如既往的使用绢本,其艰难可见。当此时,宣纸的制造技艺已渐成型(这个成里面,有多少是由书画而起 的作用,颇可玩味)。文人画在元代的兴盛,当然最主要是精神环境与艺术本身的因素。但是,是否绝对没有物质的影响,这就是一个颇可商磋的问题。事实是,中 国画到了元代,忽然一改以绢本设色为主的情形,而出现了大量的纸本作品。管毫落到生宣上,前朝已成熟的晕染法已然难行,元代文人使用这样生疏尴尬的替代 品,简笔写意当然要比青绿勾填来的合适,而文人画技法上的特点也就由此而生了。

然而一味的强调物质依赖,认为文人画的技法是纯粹由于材料的限制而来,那也不是完全正确。事实上,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画者之所以为画者,业有专精, 是显见的。无论文人在绘画理论或思想性上超越画工多少,至少在技术领域中,绘画是文人的兼职。文人画最经典的对象梅兰竹石,一方面,自身具有凌寒孤高的气 质,在政治上低气压而文化上颇放松的元代,果然是极好的暗喻;另一方面,在造型性上,具有较低要求的优势,无疑也是为文人所爱的一个原因。同样,写意画当 然要求更高的思想性与文字解释的能力,可是它在造型性与精工细作的技术上,即使不比工笔简单,至少时间经济,比较利于作文为主业,兼职“写逸气”的文人画 家。

不为难自己,选择一个较为省时省力的表现方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技术上较为放松,一方面,“不以辞害意”,恰恰成就并彰显了文人画思想气质的特色;另一方面,欲为至少同一高度的艺术品,而缺乏技术与精力上的优势,自然要以更为强烈的思想性来弥补,而这恰是文人的本色,也正是文人之胜于画工处,那是自然而然,绝对不需要刻意的。

艺术不是科技,艺术家于技术上的求全责备而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也就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所以绝美的艺术品, 常常是在毫厘之间的不可言传中,又具有微妙的缺憾。而在这个角度上,文人画也未必不可视之为具有同一特性。而雅俗高下,匠气才情,这本是一个纯粹的精神品 位问题,将技法上的细腻归之为匠气,则只能是文人之无行了。公允的说,既不能因技巧上的不周密而降低文人画的艺术价值,但也绝没有引疏离的技巧为文人画之 骄傲的必要。技巧自技巧,过于不及,罪在画者。

管夫人“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有妻如此,魏国公想必也不是一个呆板无趣之人。同是文人,虽然只是“聊写”,至少要有“逸气”,而决不仅仅是书生, 则赵孟頫之文人画,仅从这里看,也可期可待。至于作诗,既然赵明诚压不倒“人比黄花瘦”,那么写出“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还有人能会此,须 知书画本来同”这样的东西,松雪道人也不必太惭愧。而离开诗的角度,站在绘画的立场上,赫然可见一个惊喜。以书入画,吴道子的兰叶描叶可算始作俑者,然而 那个“始”,无非枉占了“第一”,书画同源,直到这里才算找到了祖宗。文字向来是文化最直接的载体,即使是在拿钢笔的今天,孩子为了骗骗高考时的“门脸 分”也不得不给书法点面子。而在对学养重视更为模式化的古代,书法之优劣,直接注定了儒生寒窗的结果。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人这里,练字与四书五经同等重 要。则虽然未必每个文人都是书法家,于书法的基本理论却决不陌生。在汉人难有什么出息的元代,这样一个全体文人的偶像为文人画提供了一个一语既可白之的捷 径,则以书入画的发扬光大也就亦易矣。这样,文人画就有了一个现成的成熟的技术体系,于是文人画家的出现不再仅仅指靠个人的性情,而有了批量生产的可能 性。

魏晋隐约种下的这颗种子,至元才算长出了形貌。

专栏丨李璐均:文人画前世今生_图2
赵孟頫《古木竹石图》

明清文人画,这朵出生在风雨中的盛世玫瑰渐渐世俗化。有了规则,有了体系,有了明确的理论研究和自我定位,文人画的反倒不再那么“文人”。总是如 此,艺术当成为有意识的体系时,常常就不可避免的熟极而流了去。一旦有了固定的审美追求,成熟的创作技术,则绘画有了明确的目的,反倒丧失了出现最天然的 杰作的可能。孩童的平淡天真之气,到了成人这里,也只有与沈周同一叹,“自谓难学”了。欲刻意求之则愈不得,这是艺术里的不可理喻的规律,正所谓“士气不 可学”。

专栏丨李璐均:文人画前世今生_图3
徐渭《墨葡萄图》

就内在的自身原因来说,文人画到明清时的极大繁盛与程式化也是在情理之中。经过了元代的大发展,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既为主流,真爱者既多, 附庸者亦多,而画家一般的食人间烟火,索画事也不能太不近人情,于是“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归要了南游债,需化金仙百亿身。”画者忙碌到了 “书被催成墨未浓”的程度,则恰恰是好画人的爱,扼杀了杰作——艺术一旦成了家,艺术家也就仅仅是艺术家了。

专栏丨李璐均:文人画前世今生_图4

      李璐均,1980年,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硕士。杭州西廊标志工程有限公司艺术指导。主张回归艺术的本源,寻求最本质的视觉和美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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