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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王世襄

2014/10/14

 

我说王世襄(之一)_图1
王世襄

王世襄(1914-2009),号畅安,祖籍福建福州,在北京出生和成长,著名学者和文物鉴赏家,为我国的文物保护和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著作等 身,其中《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竹刻艺术》等影响尤为广泛。今年,正值王先生诞辰100周年,势必有盛大的纪念活动。孟子有言:“颂其诗,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宽泛一点来说,也就是要了解一个人,既要读他的作品,也要对他所处的背景有所了解。这一点无疑也适用于我们对王 世襄的了解上。因此,笔者不揣鄙陋,拟对王先生的各方面情况作一简单介绍,权当暖场。

家世

王世襄出身于书香门第。

在清代,其高祖、祖父、父亲均在朝中做官。高祖王庆云,曾任陕西、山西巡抚和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等职,著有《石渠余记》,《清史稿》有传;祖 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为官后举家移居北京;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1902年随中国驻法大使孙宝琦赴法国进修,从事外交事务。并且, 伯祖王仁堪为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状元,梁启超是他的门生。

在他母亲方面,外公以经商致富,颇具新潮思想,曾将子女送往国外游学;大舅金城山水、花鸟、人物俱精,与陈师曾周肇祥等一道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影响很大;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厓都擅长刻竹,后者被公认为近代刻竹第一家,有《刻竹小言》传世;而他母亲同样精通书画。

可见,其家世不可谓不显赫。这样的出身给予他的好处之一是开明的教育方式。从小,王世襄就一边学英语,一边学文言, 两方面的基础都比较扎实,为他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无论是战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的工作还是1948-1949年的美国之行 都与这关系密切;二则家境既好,更因母亲的宠爱,王世襄得以发展自己的喜好,对个人中意的事物能够一往情深。养鸽子、养蛐蛐、养狗、养鹰等都成了他的爱 好,且成为他著作的内容。艺术收藏与厨艺等情况也类乎此。

当然,好的出身只是给了他比一般人更多、更好的机会,并不能保证他必然能够成功,最重要的无疑是他个人的选择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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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王世襄与父母
 
成长

据王先生接受采访时回忆,他小时候“顽皮淘气,不肯念书,到处惹祸,如上房、打狗、捅马蜂窝等”,导致“亲友都讨厌我”。而且,在他懂事、优秀的哥 哥去世后,母亲更是“放纵溺爱”,只要对身体有益的都允许他玩,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在上大学时,还和一群人牵了四条狗半夜出去捉獾,深夜才声音嘈杂地 回家,导致住在隔壁的陈梦家夫妇以为强盗来了而惶恐不安。

但是,在母亲去世后,王世襄幡然悔悟,放弃所有玩物,专心于学习,以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获得硕士学位。

毕业时,他最想进的是故宫博物院。由于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因战乱完全无法开展研究工作,一旦进去,他也只能做一些行政工作,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于是, 他请梁思成介绍前往历史语言研究所找所长傅斯年求职,为后者果断回绝:“燕京大学出来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的史语所!”最终为营造学社录用,担任助理研究 员。

抗战胜利后,从当年10月开始,担任“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至1947年,为祖国追回大量文物,功不可没,却在后来因功受罪,使王先生在去世前仍耿耿于怀。

1948年5月,由故宫博物院指派,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参观博物馆,著有《游美读画记》。

追回文物

对王世襄个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为祖国追回文物和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得益于王先生受审查时留下来的“交代”和平反后他本人写的文章,我们能对事情的始末有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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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没收杨宁史铜器之一)

1944年,日军在“二战”中已经节节败退,反法西斯同盟计划全面反击。这时,出于保护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文物的目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反攻时保护文物 的重要性,并同时转述给政府,随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清损会”的前身)成立,由杭立武任主任委员,马衡、李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其中,脊椎 钙硬化、靠铁架子支撑身躯的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古建筑最为用心,且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编写了《战区文物目录》,给王世襄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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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粉彩仿古铜彩牺耳尊,1946年王世襄收购自郭觯斋藏瓷

抗战胜利后,由马衡、梁思成推荐,王世襄担任“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自1945年11月开始正式着手工作,至1946年9月止,共追回六项重要 文物,包括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郭葆昌陶瓷、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人瓷器、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接收海 关移交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从日本押运善本回国等。王世襄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保护祖国文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所有经手物品都有清单可查,保证了 其中绝无营私舞弊之可能性。

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出身和过往经历来认定的,如此,像王世襄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又曾在民国政府相关机构中任职 的人员就显得可疑了。果不其然,早在1950年,王世襄就被送到华北革命大学改造一年,在“三反”运动中被送到东岳庙、白云观中“学习”,面临“打虎英 雄”的恐吓、疲劳轰炸,感染上了结核性肋膜炎,落下了病根。

嗣后,因无法找到任何能证明曾贪赃枉法的证据,王世襄被释放。但释放并不意味着清白,毋宁是尚未找到证据说明他是个贪污犯,因此,他在不久后就接到 文物局通知,被告知“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王世襄好友朱家溍身上,而且最令人哭笑不得是,因为朱家溍曾习武强 身,警方派出了二三十警力层层包围朱家,将其逮捕。

1957年,性格耿直、“政治觉悟低”的王世襄在“大鸣大放”中成了“引蛇出洞”策略中的出头蛇,再次遭受打击,在之后席卷全国的“文革”中自然无法幸免。因此,自建国以来,他遭遇了一连串不公平的待遇。

直至王老去世,有关方面仍未对当年的保释和开除公职作出正面解释,但这件事情却一直萦绕在王世襄的心头。他曾为此写了一篇名为《“人之将死,其言也 善”,善者真也》的文章,在篇末仍要求有关方面就“对当事人却是有关人格、是否有玷辱载诸史册几代清廉门风的天大之事”给出一个结论。

   “我负荃猷”

这是王世襄写的悼念妻子袁荃猷的文章的题目。如果说“吾爱孟夫子”让人感受到了李白的热情奔放,那么“我负荃猷”,就和吴冠中的“我负丹青”一样,让人感到了其中的深情、沉痛和悔恨。

“知君耽写生,我为备笔楮;君画突兀山,我写丫枝树”、“绕园两三匝,余勇尚可贾。携手登阜丘,叠石不能阻”——这便是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几十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袁荃猷也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琴棋书画皆 有涉及,后入燕京大学教育系。她当时的毕业论文是编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而教育系主任周学章先生知道王世襄对于中国画有所了解,便介绍袁荃猷去找他指导其 教材的编写。正是这一机缘,让两人得以相识。出于对书画及文物的热爱,两人逐渐有了共同语言,渐生情愫。1944年,王世襄到达李庄后,因“可叙之事渐 多,书信也频繁起来”。1945年岁末,两人在北京结婚。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及婚后的生活都与艺术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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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与袁荃猷
 
而王先生之所以如此沉痛,主要是因为感到妻子为自己付出了太多,而自己对她的关爱不够。在王世襄遭遇各种不公平对待时,是袁荃猷始终信任、支持他; 在他为文博事业呕心沥血时,是袁女士始终在默默奉献;在他因眼疾无法下厨时,是妻子违背“君子远庖厨”的祖训为他学习做菜;在他年老体衰之后,是身体孱弱 的妻子在燃烧自己的生命照顾他。以至于现在我们能见到四十余部王世襄本人的作品,而袁女士的传世之作却寥寥无几,其中前者著作中的大量资料收集和绘图等工 作都是由袁女士完成的。

朋友圈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气类相通的人总是更容易走在一起,因此,从一个人与什么人交往中,我们能够大致揣测此人的特性。

王世襄接触过的人很多,势必无法一一列举,此处仅分几类,大概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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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

兹从前辈说起。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营造学社的中流砥柱梁思成的提携无疑对王世襄影响深远,而王氏对这份情谊充满了感激之情。马衡与王家颇有渊 源,他与王世襄父亲为上海南洋公学的校友,两人时常往来,所以王世襄从小就知道这位马老伯。战时的“国宝西迁”,使王世襄在重庆得以与马衡相遇,并且他直 接表达了想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愿望。但因当时只能从事人事秘书之类的行政管理工作,无法展开研究,所以王世襄并未留下。虽是如此,与马衡的这次见面,无疑 让他与故宫博物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日后的如愿以偿,与马衡的关心和提携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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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梁家与王家可算得上真正的世交:梁启超是王世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梁思成与王世襄大哥王世富是清华同学;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娴与王母为闺蜜;王世襄曾 与梁思成外甥在燕京大学时同班同寝……两家关系,可见一斑。王世襄去拜访傅斯年时,就是梁思成代为引见的。之后,他推荐王世襄去自己任职的中国营造学社, 从事古代建筑调查、研究和测绘,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正是由此开始,梁思成将年轻的王世襄引入了文物研究的领域,并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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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他和傅斯年虽然未曾深交,但后者显然对他的人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王世襄想去语言历史研究所工作,而所长正是傅斯年。当他了解到王世襄毕业于燕京 大学时,即刻断然拒绝道:“燕京大学出来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史语所!”面对这“赤裸裸的鄙视”,王氏似乎未往心里去,并曾写过一篇名为《傅斯年先生的四 句话》的文章,对傅氏所说的“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感到“受宠若惊,十分感激”。

而张伯驹先生是另一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家。在2013年出版的《王世襄集》第三册中,王氏收录了三篇专门介绍自己与张伯驹交往经历的文章,在同书其他地方也曾数次谈到后者,对张氏的大公无私、不拘小节、真诚、“富不骄,贫能安”感到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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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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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与朱家溍

在同辈中,与王世襄交情最深的非朱家溍莫属。按照王氏的说法,“在我一生中,包括故宫除名后到音乐和文物研究所工作期间,少则一周,多则旬余,不是 我去看季黄(朱家溍字),便是他来看我”。两人的情况非常类似——官宦家庭出身,从洋人办的大学毕业,与马衡交往密切,在故宫工作,“三反”中遭遇不公正 待遇等等。经历类似,品格相近,又志趣相投,也难怪互相引为知己了。值得一提的是,两人都是大“玩”家:王氏擅长驯养动物、做菜、收藏家具、把玩器物,朱 氏擅长戏曲,谈吐幽默,都活得很有兴味。

一般来说,传统的读书人在编纂文集时,谈到交游大都挑选与比较重要的对象(这个重要既可以是交情深厚,也可以是对方声名显赫等)有关的文章,而且多 涉及正面评价。王世襄的文集同样如此,但评价不高的主要有两位,一是杭立武,二是王季迁。对杭氏的评价与说话时的立场有关,有点类似于套话,但对王季迁的 评价可以鲜明地反映出个人的好恶。看看王世襄在描述王季迁时所用的语句吧——“精明工心计”、“有时精明到近于吝啬的地步”、“他的失算似乎并没有得到人 们过多的同情”等,对比为王世襄敬重的张伯驹的优点以及他本人将大量收藏捐赠给博物馆的壮举等,可知这两位同姓的收藏家,其价值取向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轶事

谈到王世襄,不提吃总会觉得有缺憾。由于妻子远庖厨,所以买菜、做饭的家务一直由王氏担当。不过,作为一个资深的“老饕”,懂得欣赏的同时,他也擅长烹饪。当笔者读到王先生写“已故老友张葱玉兄,是一位杰出的书画鉴定家, 也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他向我几次讲到上海红房子西餐馆的黄油煎蘑菇如何如何隽美”时,想当然地以为王老会夸一下真的好吃。结果他笔锋一转,说自己 1959年专门点了一次这道菜,大失所望,回去后亲自烹饪蘑菇款待张氏,以至于后者“大快朵颐,连声说好”。让笔者不禁感叹原来大师都是这么夸人的,又学 到了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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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在观察葫芦上的蝈蝈

有时候,王氏爱吃已经到了“不知死活”的地步。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改造中,还是“文革”中被关进干校时,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去找吃的或 做好吃的。甚至在1956年被“一位‘左’得十分‘可爱’的同志”监督着出去考察时,他依然借着走在最前面的机会,一口气跑出“至少三五里之遥”,“奢着 胆子去吃了一碗蕈子粉”,事后还写文章说这是“我在整个普查中吃到最好的野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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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在欣赏自己的并蒂葫芦

收藏当然也是王世襄的重大爱好,其记载的一些收藏经历同样饶有趣味。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徐世襄和朱翼庵身上。两人都是文物爱好者,相互间交情很 深。其中,徐氏尤爱铜炉,而后者在客厅里供着天下第一宣炉。在几次求让未果后,有一天徐世襄“匆匆忙忙来到朱家,见到翼庵先生一言不发、跪地磕了一个响 头,抱起铜炉就走。翼庵先生奈何他不得,只好目送他走出大门,从此铜炉易主”。这种用近乎耍无赖的方式要求转让藏品的事情曾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往往被传为 美谈,这仅是其中之一,王氏本人为了得到心爱的物品也做过类似“坑蒙拐骗”的事情,同样“不知羞”地写在了文章里面。

王世襄喜欢玩蛐蛐这是众所周知的了,一次他与黄苗子聊 天时又谈到了这个话题。王世襄说,之前有个陶七爷,还有个赵先生,两位各有一只可谓是蛐蛐中的“常胜将军”。当时就有人想借到上海去斗,两人都没借,都懂 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道理,生怕失去自己的宝贝。之后就每天盯着自己的蛐蛐看,也不拿去斗了,就这么养着,直到给它们“养老送终”为止。不过对于当 下的境况,王老还是十分不满的,他说玩蛐蛐渐渐被弄的乌烟瘴气,越来越市场化、经济化,人们变得唯利是图。之后两人还通过这个小问题延伸到当下的一些不良 现象,可谓以小见大了。

当然,关于王老的奇闻异事不止于此,小编在之前《王世襄先生二三事》中已略有谈及,在此便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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