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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行篆隶 无所不精—赵之谦书法

（一）由“颜”入魏，汉后隋前有此人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记道：“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可见其于颜体，用功极勤。然而时世之变，帖学渐衰，碑学方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赵之谦36岁时为祁季闻书写楷书自作诗十二开册，可以说是他学北魏书初期经典。而此一年前，赵之谦还保留着颜体书风，仅仅一年的时间，他的书风便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对常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从此，他弃颜入魏，一发而不可止。

然而，观赵之谦35岁后之书，甚至是40岁前后书，风格虽初步形成，而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强之处。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迄不干净。（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这一“起迄不干净”五字病，在行书方面，显得更为明显。

大约是在40岁之后逐渐得以解决。确切说，是在赴江西任前后—44岁前后完善定格，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人书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称：“汉后隋前有此人”，信然！

（二）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篆隶行融会贯通

赵之谦于篆书，或因其学篆刻，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响。当时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赵之谦亦学此而只擅长小篆，大篆作品极少，能见得到的仅一横额，故不足论。

赵之谦34岁临《绎山碑》册及前后篆书作品，结构在邓石如、胡澍之间，笔力尚乏沉雄。中年为鹤年临李阳冰《城隍庙碑》等篆隶二体团扇中篆书，将结构美化到了一个极致，在邓石如、吴让之、胡澍之外，别出新意。而此新，则主要在于“结构”之美。

隶书对于赵之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附带性的书体。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称“仅能作正书”，篆隶则是为正书的学习作铺垫。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已如前述，而隶书亦自成家。

一个人的书风，各种书体最终如果能得到统一，则其必具独到风格。50岁之后的赵之谦，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赵之谦平生少作草书，从中年草书《为犍汀草书集圣教序联》观之，浑厚质朴中见飘逸，亦全出自北魏笔法。

知前人到处 到前人未到处—赵之谦绘画

赵之谦对古典绘画用功很勤。从他的画中题款，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取法的画家有：吴镇、李、张彦、马元驭、恽寿平、张敝、王武、蒋廷锡、陈洪绶、 寄尘、李方膺、徐渭、邹一桂、周之冕、陆治、石涛、边寿民、王蒙、钱载、王宸、沈襄等等。这其中，提及最多的当是李，其次是恽寿平、徐渭等。

赵之谦长于分析综合，他把恽南田的没骨画法与“扬州八怪”的写意画法相结合。特别是汲取李复堂小写意的手法，以“南田”设色出之。将清代 两大花鸟画流派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风格。由于他书法功力深厚，线条把握精到，以这种富有金石气的笔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横生。运用各体字体题款，长于 诗文韵语，这也是他高出其他清末画家，成为绘画巨匠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是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的典范。

综观赵的传世画作，最令人赞叹的就是他的绘画题材，画前人所未画。33岁时为避战乱而客居温州一带，在那儿见到了新奇的花卉和海产品，他将所见一一写入画中，从而大大开拓了绘画的题材。他的《异鱼图》、《瓯中物产卷》、《瓯中草木图四屏》等等，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

不以印传 盛年息刀—赵之谦篆刻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儒、易大厂，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辛酉冬，避乱温州的赵之谦应在福建为官的老友付节子的邀请，航海到了福州。次年3月，魏稼孙来访，二人一见如故，结为金石交。二人的结交，对于赵之谦篆刻艺术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魏稼孙为赵集《二金蝶堂印谱》是壬戌夏开始的。赵之谦大量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约半年而成初稿。次年的秋冬魏至京小住，新增部分作品，而后随刻随寄，直到甲子年，才完成印谱。在壬戌、癸亥、甲子（34至36岁）3年中，赵为魏稼孙刻二十多方，为同年同事老友胡澍刻近二十方，为金石家好友沈均初（应读为韵初）刻30余方。加上自用印及为其他好友的所刻之印，三年刻印二百余方，占赵之谦一生刻印的一半多。

在10年赶考，4次礼部试均告失败之后，44岁的赵之谦心灰意冷，转求实务，呈请分发，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为官是他的理想，他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爱好—篆刻。

我们不能不为他惋惜，毕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这是赵之谦的一件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